关于季羡林，大家是如何评价他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他(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数十年身兼北京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季羡林老先生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学识修养上，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季老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

　　东方学的创始人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36年春，季羡林把研究方向定为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拜会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其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成为著名的的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浮屠与佛》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此后，季羡林于1989年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季羡林的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之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思想，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学者们认为，季羡林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三辞“桂冠”

　　季羡林虚怀若谷，宠辱不惊，面对溢美之辞，他有超人的真实和谦逊。“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季老谦虚的称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却遑论“大师”。

　　对于“泰斗”，先生以为“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所谓“国宝”，季老以略微幽默的笔触说到“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季老又请辞了“国宝”的桂冠。

　　那份真实与谦逊让人们对季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与敬仰。

　　最难时不丢掉良知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辞中，这样称赞季羡林先生“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季老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有文采有思想有意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季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古人都说“文人相轻”，历史上又出现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的故事，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互相欣赏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像工友，像老农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对于季老，他身边的李玉洁再熟悉不过，“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先生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据说当年身为北大副院长已近古稀之年的季老先生竟为一个刚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原地不动看守行李达半小时之久。

　　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或者是圣贤精神。

　　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你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十分罕见。

　　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季羡林，却赢得了群众的极大尊敬，他靠的就是不俗的人格魅力。

　　俗话说“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这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朋友、师生，甚至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也会铭记在心。只要是曾经帮助过他、爱过他的他都会记着、爱着他们。

　　如今，宝刀不老的季羡林，仍以平常之心，笑对人生。

国学大家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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