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本书的持久战》雪藏一本书，或对抗，或合欢，或默守，都是一份至深的缘，如爱人，亦如诤友。

　　一

　　1988年盛夏，循着一个道听途说的消息，趁暑假与朋友一起跑到广州，倒腾电子表。八月的广州大街，窜起炙烈的火苗，将我的希望烧得灰飞烟灭。一天，走过北京路，规模宏大的新华书店吸引了我，我拖着快被烘干的身体钻进去。许多人站在书柜前，安安静静地翻书，一动不动，仿佛雕塑。从墙角吹来阵阵凉风，把我带进的褥热吹得干干净净，把我躁动的情绪吹得云淡风轻。我静静地站到书柜前，抽出一本书，翻了起来。

　　这本书，名《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杜小真校，1987年3月三联书店1版1印。淡黄的封面，小32开本，810页，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编辑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一种。作者，法国人让—保尔•萨特，是西蒙•波伏娃的爱人。1986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很是风靡，我找来认真读过，由此知道了萨特。同年，买了，看了萨特的长篇小说《理智之年》。小说被作家出版社列为“作家参考丛书”，很吸引我年少轻狂的眼球。萨特是个特形独立的人，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自由”地拒绝领奖的第一人。虽然，之前的1958年，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曾拒绝领奖，但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是无可奈何的“被迫”，而萨特的拒绝，是完全彻底“自由”的。

　　今天，回忆起这个偶然时刻，我不明白为什么会从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的书柜里抽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什么会在钱囊羞涩得差不多就要见底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花5.10元买下它。我清楚地记得，在从广州回家的火车上，汽车上，只要想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谦逊地躺在我的人造革包里，我沮丧的心情就为之一振。车窗外的太阳消减了猛烈的劲头，风起于青萍之末，掠过树梢，拂过我的身体，吹得我飘忽摇曳，不知身在何处。

　　二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扛鼎之作，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称存在主义哲学双璧。

　　我知道，我的水平没法看懂《存在与虚无》。但我相信，假以时日，积累了更多的智识，应该能够看懂。我将它与《存在与时间》并排摆放在书柜最显眼醒目处，每次走进书房，都要从它身边经过。《存在与虚无》是沉静的，谦逊的，亦如扉页上的萨特，戴着宽边眼镜，低垂着头，目光向下，专注于书桌上的文字。我的手指划过书脊，书灵动起来，轻轻扭动厚重的身躯。我迷惑了，难道它知道我内心对它的崇敬?难道它想让我从书柜里抽出它来?我抽出它，翻开。萨特很突然地抬眼看我一下，目光里满是鼓励。是了，每位作者都希望读者阅读他的作品，萨特也一样不能脱俗。不，不是萨特，是书，突然地抬眼看我一下，目光里满是鼓励。这时，书是热切的，激动的。它误会了，以为我马上就要读它。它在风和日丽的心景里，迎风招展，婆娑起舞。我，在它的目光里，有点走神，仿佛与它不只是相遇，而已经相知，正与它一起翩跹颉颃，欲上青云。

　　但我没有勇气走进萨特的哲学世界。《存在与虚无》庄重地站立在我的书柜里，站得越久，越显得厚重，深邃。我时不时地站到它面前，满怀愧怍地扫过书脊上的黑体字，回味与它相伴的日子。2000年的一天，萨特突然抬起头来，眼里射出犀利的光，执著地盯着我，不再是疑问，而是质问。不，不是萨特，是书，眼里射出犀利的光，执著地盯着我，小心翼翼的疑问变成了咄咄逼人的质问：为什么，还不来翻，还不来读?我不愿与它对视，因为，在它的逼视下，我不可回避的“小”将暴露无遗。我无法回答它的问题，因为，以我的智力，我翻也白翻，读也白读。当初买它的自在，期盼，早已消失，留下的，是无可奈何的失落。但越是回避，它越是紧跟我，盯着我，不断地问，问了又问，将我逼到死角，逼得我恼羞成怒，无法自持。

与一本书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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