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在他30-50岁的日子里，每天最“爱”的是止痛片；50岁以后，什么也不爱了，“止痛片”成了陪伴品，是他与之相依为命的感情寄托。不到51岁走了，带着“冷峻”，决然地，一去不回。

　　他是一个无任何外在残疾的残疾人，据说，30岁就拄着一根破棍，大家称呼他“义叔”，义叔的棍子招来很多同情，也有善意的猜测，但不能改变任何命运。

　　他年轻时候，携了漂亮的妻，漂洋去了朝鲜新义州，“侵朝战争”爆发，美国鬼子飞机精准轰炸，让他丢下所有跑回了山东老家。

　　从胶东半岛到朝鲜，走了一条不算远的直线距离，为何双腿就瘸了，就疼，就不能任由他支配了呢？

　　是鸭绿江水太寒，冰冻了一双闯世界的腿？有人认为是闯朝鲜的时候跌进了寒冷刺骨的鸭绿江而冻伤。是新义州的气候比东三省还冷，随身的衣物薄如蝉翼，才使得他在那个冬季牙碰牙度日如年，把个腿也弄废了……邻居的说法还有，都是对一个有兴趣而不得知底细的人的大胆猜测，那些编故事的都是福尔摩斯，版本也时时在更新。

　　也有“遗传说”的，但马上不攻自破了，他的弟弟“贵叔”就精明能干。他从来对这些讳莫如深，我不敢问及，只能做了最基本的同情，在他的面前经过，眼光碰一下，都马上做着深切悲哀的表情。

　　并非不可知的秘密，可能没有见不得人的不光彩，连儿子都不得知，作为外人的妄议都成了饭后的磨牙，他听不见，不予置理。

　　他几乎没有表情变化甚至暗示什么的脸，永远铭刻着两个字：冷峻。从来不苟的脸，不蓄一丝笑意，但嘴角绝不下坠；单细的眼皮无神地注视着周围，几乎不说话，连我妈的鸡仔要往家赶，他也不帮着吆喝一声；若有什么事，他都是干咳一声，习惯了，我和妈便应声而往，不敢怠慢。

　　林清玄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严肃，是一种病”，严肃的程度大了就成为“冷峻”甚至“乖张”了，也是大病，很难愈。

　　我有个非常胆大而犯上的想法，可能解释得了父亲的隐痛。我被他搂在怀里，据说仅此一次。出生不足一月，我奄奄一息，人说，孩子只有三分之一条命了，眼珠还在动，手足和肚子都不动了。终于起死回生了，从乱葬岗边上走过一遭。从石岛医院抱回家的路，一共14里地。爹怀里就像揣着一块值钱的玉石，也是，住院花去了他从朝鲜带回的不菲积蓄的三分之一。我听说这段，相信此时爹一定心痛他的钱，他抱着我赶路，是为找回失去钱的感觉。这是我被他的家庭抱养的第37天上午的事儿，时于1957年。我从生母肚子掉出来的当日，娘死了，我连感激都找不到女人。她死去的第三日，我被上奶的姐姐抱走，但不能养活得了，因我姐姐有五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足够她照应的了，于是送达“义叔”的家，“义叔”从此成为我的“义爹”了，但不是那种普通意义上的“义父”，而是要亲切地每日都要喊“爹”的父亲。

　　不能生孩子，这是一个不能启齿的能力问题，在过去的农村，你可以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但就是不能不产子。是妈的土地因干涸而贫瘠不能产粮，还是爹的犁耙不能犁开那贫瘠瘦硬的土地？不知。如此，“冷峻”就成为爹性格里的“自罚”表情，连带惩罚他那颗心。

　　后来，我想，也许这些对他都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考虑的是未来，未来需要儿为之养老送终，便在千夫所指之下，与一个尚在襁褓而几乎无可救药的我结下了“父子母子”情缘了。

　　二

　　“冷峻”跟“吝啬”大约是捆绑在一起的，也难怪，他从朝鲜卷回来的钱，被我的脑膜炎顽疾糟蹋得所剩无几了（多半的钱，爹用来给他的父亲置办了房产）。他唯一的手艺就是做一手好饭好菜，就像一个盲人，上帝关闭了视觉窗口，却无限地开启了他的听觉功能。1958年，他拄着破棍投身“吃食堂”的运动，充当一个围着灶台转的厨师，据说一旦靠近灶台，破棍可以三五个小时不用。我妈是他的下手，身后背着我，小脚垫垫地转悠，这些我不记得了，太小。听过来人说，只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分油。每人端着碗排队，爹是瓜分手，用一个可以盛一两酒的酒盅舀坛子里的花生油。手拿酒盅，一个大拇指贴在酒盅的内壁上，压缩了酒盅盛油的一些空间，嘴里喊“一两，下一个，一两……”其实根本不足一两，大家都“恨”他了，无情地揩油是他不得人心的原因。

　　大家一起糟蹋大食堂的日子过去了，后来人们说，若不是义叔节制，早就倒闭了，他使食堂的生命多延续了数日。

　　爹从来就没有指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少年，因为身体基础太差，就像没有考上高中，跟着走后门进班旁听，不会成为“学霸”。爹对我的教导很不多，只有一句我终身不忘。周围邻居的孩子几乎都有兄弟姐妹伴儿，我单枪匹马，人家欺负了，只能苦水自吞。那次大我四五岁叫“国平”的孩子和弟弟一起揍了我，哭喊着回家找同情，爹坐在门口抽烟，也不问青红皂白，说：“能惹不能招，算什么！”

　　我止住了嚎啕大哭。这句话的意思是，惹事了，你不能招架住，就不算是条汉子。启发无需多言，我拭去泪珠，瞥见国平兄弟从后面赶来，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担当情怀充满了头脑，将街门后面用来抵住一扇门的老粗木棍持在手中。那木棍有些年头了，虫子蛀蚀的眼儿使得木棍遍体鳞伤。我持棍迎战，手起棍落，正好砸在国平的腰际，棍子一断两截。国平与弟弟见势不妙，抱头鼠窜。

　　爹在门口看见，什么也不说，眼睛里没有为儿的“壮举”兴奋，也没有为儿的惹事而恼怒，平常的目光依然那么冷峻。后来想，这样的教育，怎么可以成就一个温和而彬彬有礼的人呢？我想，爹感情里的那些委屈，是否也想找一个出水口，我无形之中做了一条排泄他的哀怨与委屈的暗沟。爹与国平的父亲还是很要好的兄弟般关系，冷峻不是交往的毒药，爹的人缘靠的是他正直而获得，冷峻是正直的副产品而已。

　　没有了大食堂，爹一直干闲着，是看家的男人，妈妈去队上出工，干一日是5个工分，是整壮劳力的一半收入，每年喂猪育肥，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年终决算，最少往队部找三四十块钱，多的时候找五六十块钱。我不知道年积月累，欠下生产队多少钱，后来吃点救济，免除一部分，到我毕业还债，约100块多点。

　　爹的厨艺让人敬佩，最拿手的是做朝鲜酸白菜。每年小雪节令，白菜采收之后的二十天左右，他开始忙碌。洗净白菜，在菜叶上撒盐，去其脆气。第三日，将白菜切成两瓣，把准备好的馅儿填装在菜叶之间。馅儿的用料很讲究，主要有萝卜丝，还有辣椒、蒜泥、葱花、香菜、生姜末、花椒、茴香、大料……最好吃的是填充生牡蛎肉，鲜味入口难抵，成为一绝。

　　两瓣白菜弄好，再合拢，外面需用稻草捆绑结实。爹说，稻草有稻香，也是家的味道。这个时间他是在有原则地卖弄，话不多，说的是工艺以外的话。他没有交给我做朝鲜酸白菜的手艺，不知为何。我想，就像一个教书的人，很多不想再让后代也承继父业一样吧。

　　爹的冷峻可能大家已经习惯并接受了，酸白菜腌制好了，特别是冬天从菜缸里取出，还带着冰碴，很多邻居就捧着自家的盆钵来要几棵，爹都是一一满足。后来，爹看我脸色不悦，解释了一句：人家帮了我们，总得回报……

　　三

　　再怎么冷峻的爹，毕竟是一家人了，习惯了冷峻就无所畏惧了。我上五年级就染上了烟草（旱烟）。班上有个叫王卯的学生，比我大七八岁样子，高大，是鹤立鸡群的那种人，他属于“去盲生”（适龄时没有读书而插班），后来知道他对我十分好，据说因他是我生母的门里人，似乎没有出“五服”。他吸烟，总给我吸几口过过瘾，我不敢偷爹的旱烟抽，也受不了那个刺激，便找一些向日葵地瓜叶晒干搓碎，充当烟草。

　　一日回家，爹在我身边不离开，嗅了一会，说，吃地瓜还没吃够？

　　爹的嗅觉绝对正常。我无言。

　　他警觉了，将平时显摆在炕头的旱烟都锁在了他的小柜子里了，偷过几次，已经欲罢不能了。爹每年都在老屋后院种植烟叶，收割的时候，将旱烟的梗也捣碎，舍不得撂。这年，他特意留出五六个烟叶，就是不收拾，我只好搓碎放进爹的小笸箩里，爹从来不动，我便每次抓少许，竟然没有几个月就捏光了。

　　可能沾染上烟瘾，深知人对烟草的依赖性，爹便不想让我受罪，默认了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恶习。

　　高中毕业，在队上混日子了，毕业的时候，没有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还给心开了一个出口的希望；我毕业时候，是喊着“哪来哪去社来社去”，不能心存幻想，就是让一代人老实地在家务农。爹很忧心，我觉得。正逢村里大张旗鼓修建东河的石拱桥，这是相对于那时的“三峡工程”，难度一点都不亚于堵长江，技术条件太落后，对一个村子而言就是“老虎吃天”，胆子够大的了。

　　爹偷偷跟当队长的贵叔说，半个月别让我去队上干活了，这个后门开大了，居然一向铁面无私的贵叔答应了。

　　我们家的菜园地就在建桥处，爹整日带着我，名义上是整菜地，干一会就打发我去看建桥，我可以脱离菜园劳作当看客，当然不愿再返回，爹也不吆五喝六的。拦坝蓄水，开渠泄流，挖基奠基，推土筑楦，凿石成型，砌石成桥，拆楦抹缝，放鞭庆贺，所有的工序我都烂熟于心了。

　　春天来了，周围邻居盖房子的甚多，贵叔是泥水匠，爹就让我跟贵叔出去砌墙“揭袄”了。那时，不过节，吃不上大饽饽的，村民叫吃饽饽是“揭袄”，因饽饽底是玉米叶垫着的，那叶就叫“袄”。第一次砌墙，我站在里面，脸朝外，盖第二处房子我就脸朝里了，是名副其实的“泥瓦匠”了。

　　后来，我想，冷峻的眼光可能看得透彻，爹是在为我的将来谋生做了长远安排吧？看，可以看会，这个思想在我后来认识了大书法家李春宽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说，想学会书法，先看书法精品半年，用脑琢磨字形结构，忍不住就在手心用手指头模仿，感觉手痒痒了，就挥毫。看建桥，不能在手心画样子，但在心中反复模仿，结果就会了。爹不是大师，但有大师的风范了，我这样看。

　　毕竟我没有在这个行业走下去，不然，也是一位可以让阁楼林立的建筑师了。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再次让这个家庭陷入了恐慌与贫穷。

　　四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与其说是遇到了机遇，不如说是爹有着一股冷峻的性情影响了我的沉思习惯。

　　快毕业了，我写了一封长信回家，汇报了我的学习和毕业分配的动向。爹识字，但从来不拿笔，拿笔也没有用，遇到有写的必要，他都是用那根破棍在地上划划，所以知道他会写字。

　　我站在歌唱《毕业歌》的队伍最后，嘴唇紧抿，一字不哼，毕业歌的欢快旋律冲击不了我的心事，隐隐的不祥之云笼罩在歌声之上。

　　大约是毕业前第五日，我收到了来自爹署名的加急电报，只有三个字：回老家！

　　本来，我的分配已经定下来了，是留在我求学的那个城市。父命如山！仓促间转换了我人生的舞台。我仿佛从那三个字里再次看见他的冷峻了。其实，我又在心中几次否定我对爹“冷峻”的印象。

　　爹遗留下的那张在朝鲜拍摄的巨幅照片上，一位有着风度绅士的男人的容貌，让我自愧弗如，因我不是他嫡出的传宗人。一丝不苟的发，打着合适的弯度，贴着头皮；单眼皮里的眸子，晶莹而有神；标致的斜纹蓝底领带，系住了爹的严肃；一身淡黑的西服，合身地包裹着他的风度与庄重。人怎么可以几年工夫就巨变了呢？我生出这样的沧桑之感了。

　　遵嘱，我回到了爹的身边。他如我当初被他抱回这个家一样，已经奄奄一息了，多么相似的结局居然这样对称地摆在了爹与我的面前。

　　养儿不能防老了，但可以在儿与爹的相视里，亲和地离开，可能就是他的向往吧。可以为他送终，儿的价值尽管是打了折扣，却也算是父子一场了。冷峻，在他的脸上渐渐地消失了，眼睛总是闭着，妨碍了他脸上刻着的“冷峻”两个字的表达。

　　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冷峻的人，心瓣都是刀剑，说不定可以做出什么事来。我琢磨了好久。莫非爹让我回到身边，了却一个父子见面的愿望之后，会放弃痛苦，选择自残自尽？我宁可无理由地相信爹不能，也不愿胡思乱想了。

　　他得了无可救药的肝腹水，每日，那个开了几十年止痛片给爹吃的赤脚医生来给爹的肚子抽水。

　　我留心，爹每天一滴水也不喝了，我在院子里自掘的三丈二尺深的泉井，不再让他品了以后就皱眉了，他肚子里有的是水。

　　我不忍。坐在他的身边，拿手为他抚摸肚子，试图让他可以减轻一点苦痛，很希望他可以在我的抚摸里悄然地离开那个炕头，每次，他不睁眼，也不说话，费力地伸出手，拨开我的手，我含泪握住，爹还是把手抽走了……

　　一个周，爹终于在一个夜晚，带着他的冷峻悄悄地走了，当我在夜里三时困眼惺忪地去看爹的时候，他的脸平静了，就像没有一丝风袭的池水……

　　他的“冷峻”戛然而止，我反而觉得躺在面前的不是我的那个爹。谁知道，“冷峻”竟然是我最可接受的脸色。严肃，冷峻，拒人千里，似少温度，却在我心中刻上了与“担当负责”的抽象符号。一生忙于工作，爹的冷峻脸色给我的是不能苟且，不能马虎的态度，负重前行，步履艰辛，但踏实得很。也许，爹存在的意义，这样就足够了。

　　他的冷峻终于被他坚持着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只是身边剩下了一面用塑料纸包住的止痛片，一点没有撕破；还有，那根很破的棍子，还无言地躺在他的身边……

冷峻的父亲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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