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自传创作看老舍之死

发布时间:2021-10-10 点击: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一

  1937年,老舍在青岛动笔写的《小人物自述》,但可惜的是,由于抗战的爆发,小说只写了7万字便中断了。

  20年后的1957年,老舍在向北京作协呈报的个人创作任务写到:“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不过,老舍并没有如期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更没有发表。在他死后13年,这部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的第三、四、五期上,只有11章,8万余字。

  老舍的同学兼好友罗常培在《我与老舍》中提到,老舍曾想“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降生的情况、家庭成员、寡居同住的姑母、父亲的早逝等等,都可以看到老舍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可以看成是老舍一直想写的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不过,在《小人物自述》中,主人公是汉族,有着一个汉族名字王一成,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风俗描写,都很难看到“满族味”,而《正红旗下》恰好相反

  首先,因作者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正红旗”,故小说取名《正红旗下》,大胆而明确地明示了作者的民族身份和小说的题材。

从老舍自传创作看老舍之死

  其次,小说中出现了一组有着明确满族身份的人物,有我全家、大姐全家、福海二哥、大舅、定大爷、多大爷、多老二等等。在小说中,老舍用了大量的篇幅和赞赏的口吻来描写福海的容貌、神态、人缘、手艺等,这个勤劳、能干、乐于助人、凭力气吃饭、技艺精湛的劳动者形象,可以说是老舍塑造的一个最为扬眉吐气的满族人形象,这与老舍多年来被压抑的民族意识与“不平”心理不无关系。

  再次,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习俗,老舍毫不隐藏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如极力称赞满族人对“京腔”的贡献:“至于北京话呀,他(满族人福海)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致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清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过于清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此外,小说中还描写了大量旗人的文化与风俗,“写旗人文化很满”,“是迄今记述清末北京旗人家庭文化的最具民俗学价值的小说。如 “落草”、“洗三”、服饰、辫子、称谓、礼节以及各种规矩等满族人的生活习俗,都在小说中直接展现出来。

  1949年之前,“老舍先生从不主动说自己的族别,也从不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名道姓地描写旗人。他曾对好友吴组湘先生说,他羞于说自己是满族人。因为他觉得耻辱。主要是因为两条:一是清朝末年,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二是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当了伪满洲国儿皇帝,成了民族罪人。这两条对广大爱国的满族人来说,真是奇耻大辱,老舍作为进步的时代青年,更不例外,所以,索性不提自己的族别。”或许,民族出身成为老舍自传难写的首要原因。学者关纪新也指出:“满族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老舍也就得不到直言描写满族生活的条件。身为作家的老舍,其民族心理时常陷入无可排解的压抑之下。”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老舍在二十年后又想提笔写《正红旗下》呢?又是什么原因令他无法继续写下去最终止笔?为什么一向不在作品中公开自己旗人身份的老舍,会在《正红旗下》公开显示民族身份,却又不敢公开这部小说的创作?

  二

  老舍之子舒乙曾经以很短但很精炼的话语总结老舍——北京人、满族人、穷人。不过,在十七年时期,老舍身上又多了一个身份“文艺工作者”。“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这是“党的政策”。从老舍写于1952年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可知,他刚一回到北京,最先看的一部书是《毛泽东选集》,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这篇伟大的文章”,老舍决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为此,老舍总是积极热情地以戏剧创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尽量使自己的创作与现实的发展取得统一的步调。开国不久,他以话剧《龙须沟》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新社会的热爱;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写了反映这场运动的话剧《生日》、《春华秋实》;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揭露了大骗子李万铭一案,他立即写了讽刺剧《西望长安》;人民宪法的公布,成为他写作《茶馆》的最早的动机;“大跃进”中,他一连写了三个歌颂当时新人新事的喜剧。1957年,老舍呈报了创作任务《正红旗下》,也可以看做是对当时民族政策的一个响应。

  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明确指出: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于散居的满族人必须依照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切实保障他们在各方面的民族平等权利;对于满族聚居区,则须帮助他们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茅盾做报告说: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潜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作为新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倡导“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同时,也大力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扶植和鼓励,蒙古作家玛拉沁夫、敖徳斯尔、李凖、乌兰巴干;彝族作家晋飞、熊正国;白族作家杨苏;回族作家韩统良;壮族作家韦其麟;藏族作家饶阶巴桑等数十位少数民族作家,茅盾都给于过关注与评论。

  而老舍分别在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1960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做的两个报告《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历史、发展进行了界定,更是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指导性纲领。

  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老舍把“兄弟民族文学”在当代产生的新变化称为“新文学的兴起”。在埋没已久的古籍被发掘整理的同时,“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描写革命斗争的、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和歌颂内蒙人民的新生活的小说、话剧与诗歌相继出现。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朋斯克、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超克图纳仁等的小说与剧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与称许。”其他如新疆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都产生了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诗歌与话剧。诗人铁衣甫江和布哈拉等都孽孽不息地进行着创作的劳动,祖农·哈迪尔等在短篇小说与剧本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这“生长起来”的“新的文学”便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它与“被发掘整理”出的“埋没已久的古籍”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报告中,老舍不仅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特色、地位,而且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证明了在中国文学界已经“确定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报告中的“兄弟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同义,并将“少数民族文学”分为“当代作家的书面作品”和“古代少数民族书面或口头的创作”两大块,这也成为中国所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著不约而同的做法。

  1960年,老舍再次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阐释:“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还在报告中总结了“少数民族新文学”的“优点与特点”说:“少数民族新文学的兴起有个显著的优点与特点。一般地说,这种新文学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进行创作的。”

  这些,无疑也会影响他的创作。1956年,在创作话剧《茶馆》时,老舍便在作品中明确指明作品中人物的民族身份,如生性好强的硬汉常四爷和生性怯弱的老好人松二爷便是满族人,老舍并借常四爷之口,大胆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舒乙在《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文中提到:“老舍先生这种思想转变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对他做民族政策方面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他莫大的荣幸和特殊的机遇。”周恩来有意识地让老舍做满族人的杰出代表,还出席各种聚会。毛泽东也曾与老舍专门谈满族,除了“讲满族是个优秀的少数民族外,说康熙大帝是他最崇拜的皇帝”。毛泽东甚至还建议老舍写写康熙。“毛主席、周总理这些谈话让老舍彻底改变了他对满族的看法。他为自己是个满族人而感到自豪。他开始收集满族的材料,他要正面地历史地描写满族人。他也开始读清史稿,读有关康熙皇帝的资料。”

  老舍创作《正红旗下》还有一个外部动因的直接刺激,那就是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接见“末代皇帝”溥仪兄弟和老舍夫妇时,满怀激情地称老舍“是满族的杰出人物”、“是一位名作家”。这使老舍先生非常感动和受鼓舞,并表示要“堂堂正正地描写满人,把满人当作故事的中心,正规地去写,写一部以满人为中心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情况下,老舍带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开始潜心创作《正红旗下》。

  三

  不过,进入具体的文学创作,“文艺工作者”老舍的创作并不顺畅。1952年,老舍受命创作反映三反五反运动的剧本《春华秋实》,由于人物、事件均不熟悉,写作历程极其艰难,当老舍勉为其难写地写完该剧后,又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五花八门的修改意见,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对劳动人民的“尊敬”,老舍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必须认真对待,光修改剧本他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前后修改十二遍。对此“他自己仿佛无所适从,只能关在家里埋头修改,剧本大杂烩的色彩愈来愈重,像是支离破碎的拼盘,修改有失控的趋势。”此后,服从和遵从当时文艺政策创作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均可谓失败之作。这也让老舍反思自己的写作姿态:“以前,我总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唯恐出了毛病,就连我的幽默感都藏了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和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须不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象样子的东西来。”

  《正红旗下》的创作更是不顺利。

  在“双百方针”提出的第二年1957年,老舍在向北京作协呈报的个人创作任务中,便有《在正红旗下》然而,老舍在那一年并没有动笔。虽然此后没有见到老舍对此的解释,但不妨大胆推测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之间的联系。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接见“末代皇帝”溥仪兄弟和老舍夫妇时,特意将老舍叫来,称老舍“是满族的杰出人物”、“是一位名作家”。这成为老舍创作《正红旗下》一个直接外因。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不能为宣传的需要强迫作家创作某类主题的作品。这个讲话对当时中国作家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于是,1961年底,老舍“自由选择”,开始按照自己的写作兴趣和特长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1962年3月,文化部和剧协召开“广州会议”,要求给作家创作空间,此后,文坛出现一个较为轻松的氛围,老舍的《正红旗下》写得比较顺手。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1962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此,毛泽东批判了刘志丹弟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长篇小说创作成为立即禁区。

  紧接着,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迎春茶话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极左文艺理论,后发展到“不写十三年就不看”,从而否定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文艺界人士曾对这个口号进行过抵制,老舍也参与其中,但终于未能如愿。自此,历史小说也成为禁区。而《正红旗下》正是一部家传体的历史小说,描写的是北京底层满族老百姓的生活,无论是题材还是基调,这与当时要求写现实要求歌颂的文艺政策都是格格不入的,老舍为何悄然停止《正红旗下》的创作不得而知。

  实际上,不仅如此,老舍的创作生命几乎从此消失。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工作作出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这之后,历史剧《海瑞罢官》、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相继受到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相关的文艺机构,都受到整顿。自此,老舍的创作几乎完全停止。

  老舍在建国后以高产著称,从1959年下半年至1963年上半年的四年里,老舍创作了八、九部大型作品和二百篇以上的小作品,这和前九年水平差不多。但在1963年下半年起老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产期。“1963年仅发表了四十篇短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一篇。当外国朋友和记者问老舍有什么写作计划时,他仅仅简单地回答说:‘身体不大好,不写什么了。’实际上,他对知己的朋友说:已经酝酿了三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第一部。看来,此时极左的文艺思潮和老舍的文学主张己经完全格格不入。”

  1966年4月,老舍在遇到老朋友时曾谈起:“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娟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灿灿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

  四个月后, 8月23日,在红卫兵毒打之后的第二天,老舍自投太平湖。在时间上看起来,老舍的死仿佛是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从老舍的创作和心理来看,却是长期苦闷、矛盾的结果。正如拉康指出,镜像阶段的婴儿在镜子中看到的自我是完美的,但现实中身体是破碎的。老舍或许正是意识到现实中自己“破碎的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镜中的完美自我形象的无法统一,不断分裂,才最终将自己彻底撕裂。《正红旗下》隐秘的写作方式、断断续续的写作进程与没有完成被迫“沉潜”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老舍十七年时期无法统一的主体意识导致最终“破碎的身体”的隐喻。

  四

  1932年,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现代》杂志连载。这是一部讽刺寓言小说《猫城记》。小说故事是“我”到火星探险,飞机坠毁而流落到猫人国,这里的人是半猫半人的生活。小说虽是寓言,实则是对现实的讽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各方面加以讽刺。小说中有一个形象叫马祖大仙,暗指马克思主义。猫国人认为“马祖主义”是“打到家长,打到教员,恢复自由”。三十年后的1952年,他写下《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这似乎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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