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思想发展史上，柳宗元是最有个性特点，文化胸怀最宽广的思想家之一。

　　一 、思想背景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在唐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但还未找到正确的途径。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这些宗派的出现,从思想方面来说,是佛教学者摄取儒、道等思想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果。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而儒学与佛学的交涉,表现得尤其错综复杂。一方面儒佛一直交错地存在着调和、斗争和融合,但又呈现出东汉至东晋调和色彩浓厚、南北朝至唐代反佛斗争突出、唐中叶以来儒学汲取佛学的阶段性特点;另一方面对于受到大多数儒家学者批判、反对的佛教思想,也有儒家学者表示欣赏和赞同,并从中摄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学说。柳宗元主张儒佛的调和,正是这种时势的反映。

　　除却社会背景外,柳宗元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思想发展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柳宗元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母亲卢氏是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更重要的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母亲不仅给年幼的柳宗元传授知识,还用自己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批判继承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为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柳宗元明确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反对韩愈盲目排佛、反佛的观点,不能“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认为儒、佛二教“皆有以佐世”,对佛教不应该一概排斥,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选择吸收其有用的思想精华,用来丰富儒家学说。在他看来佛教中有些理论是与儒家的精神实质相契合的。即佛教中“诸行无常”的观念与儒家《周易》的变易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佛教的佛性论与儒家的人性论也相符合;提出佛教本于孝敬的思想,拉近了佛教与儒家以孝为仁之本的距离,为二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

　　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往往从折中调和的立场,来解说儒、法、释、道等各家的学说,这是他思想高于其他思想家之处,代表了儒学和中国文化前进的主流。儒释融合的潮流是进步的潮流,柳宗元顺应并推动之,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中指出:"他们(指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引者注)对于儒、佛两家都有所联系。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常有的现象。他们的时代是从佛学向道学过渡的时代,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唐代是儒家思想进一步被尊为正统的时代,也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但柳宗元没有被这些流行的思想所局限、困惑。特别是由于贬谪生活的环境和经历,使柳宗元有机会能畅读百家书和深入接触社会实际,吸收历代哲人智能,从而丰富和升华了他的哲学认识。无论是“老子”抑或“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在他看来,“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邪?然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运用自己敏锐的感觉和极强的分析综合能力,通过洞察到的各家短长的贴切体会,“悉取向所以异者,通而同之”。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哲学思想构架方式,是站在巨人肩上观察、思考的理论创造,其收获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一般人的哲学探索。

　　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本体,包含有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天对》)的观念,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客观性,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上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从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出发,彻底批判了神学目的说。他的“天”是无边无际的、自营自成的自然的观点,日月星辰无所系的观点,晦明变化是大地运动反映的观点,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观点,天没有善恶道德属性、更不能赏善罚恶的观点等等,这对发源于古代神秘哲学,历经战国时期孟子“天人相通”,特别是从西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传承演化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同时,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倾向,则是儒学的用世。尽管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的世事哲学,对认知世界的本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与柳宗元物质的、客观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但柳宗元自然哲学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仍然走到了儒家积极用世的圣人之道的营垒中来。这样,柳宗元对历代哲人的各种思想“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形成了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将前人的智能结晶在新的层面予以淋漓尽致的弥合与创建,从而奠定了他在唐代哲学思想独领风骚的地位。

　　三、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认识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应当说是有其一定的现实的借鉴意义的。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统合儒释"。柳宗元佛学思想对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其推动的作用,是士大夫吸收、消化佛教的一个典型。他用儒家经典解释佛教,表明了儒家礼教与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皆可革新自身,这样儒释相互融合,才能使各自的思想都能获致大的发展,彼此提供养料。柳宗元对佛教不但是有好感的,而且还对佛教作过研究。从柳宗元涉及佛教的文章的论述中,如《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等,(《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一方面我们可以知晓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佛教对唐朝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

　　天、地,阴、阳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合则万事通达,离则无一能存。”柳宗元将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融会贯通,成就了辉煌人生。同时,他的人生观里,还有一种理性的科学主义,或者说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对儒佛道的批判接受和发展比讲“道统”的韩愈更符合当时文化潮流,对我们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设当代的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者而言,唯有“厚德载物”,既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善于吸取国外文化的有益的成份,才能够“自强不息”,创造出新时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柳宗元与儒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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