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唐代诗人人生命运的拙作，最近被出版社编辑定名为《歌者的悲欢》予以问世。我认为，这个书名取得不错。人的一生，无论长短顺逆，总离不开“悲欢离合”四个字；处于中国诗歌史巅峰时期的唐朝诗人，大多善于表现人间的悲欢之情。究其原因，固然跟他们出色的艺术造诣不无关系。但是，他们自身性情敏感、遭遇坎坷，也是两条不可忽视的原因。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最感人的作品，其所蕴含的感情，无不源自诗人的亲身体验，发自诗人的内心深处。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一文有这样一番话：“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这一番话，实在是诗歌创作者的甘苦之言，道出了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在阅读唐诗的时候，我们也能充分感受到这个规律的存在：表现悲情的好诗、佳句，俯拾皆是。

　　表现失志、孤独悲情的，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述怀一首》“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丹青引曹将军霸》“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其中有些，说的似乎是古人的遭遇，但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的人生遭遇，自己心中的块垒。

　　表现思乡悲情的，如：王勃《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岑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刘皂《旅次朔方》“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王勃的思乡，以秋天为节令，黄叶飘零为背景，将乡愁与悲秋融为一体。岑参的思乡，通过一个偶然事件（路遇入京使者，托其给家人捎信），表现羁旅之人内心的纠结。刘皂的思乡，因为“离家日以远”，而更加悲切动人。

　　表现离别悲情的，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适《别韦参军》“……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是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杜甫《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若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梦李白二首》之一“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长恨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江淹《别赋》有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在交通严重不便的古代，生离往往等于死别。无论是朋友、亲戚、家人、爱人，一旦离别，都不免会生出悲苦之情。至于像李隆基那样，贵为皇帝，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剥夺了生命，其中的悲苦之情，古今中外，恐怕都罕有其匹。

　　表现民生艰难悲情的，如：杜甫《奉先咏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负薪行》“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张籍《废宅行》“胡马奔腾满阡陌，都人避乱唯空宅”。韦应物《观田家》“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元稹《田家词》“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李绅《古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白居易《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张祜《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无论是从军的士卒，还是普通百姓、农夫、民女、宫女，只要是弱势群体、底层民众，他们的无助、痛苦，都是诗人们所关心乃至感同身受的。

　　表现书生悲情的，如：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南园》“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表现征人悲情的，如：李颀《古从军行》“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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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那一番话说得虽然精彩，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后来，张煌言、陈兆伦、钱钟书都曾试图进行解释。张煌言提出“愁苦则其情沉著，沉著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的说法，陈兆伦提出“忧主留，辗转而不尽”的说法，都是从愁苦的情味特点入手的。钱钟书在一番旁征博引之后，主要兴趣在于揭出这样一个现象：中外文学家在写作时都有故作愁苦的倾向，形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参钱钟书论文《诗可以怨》，见其《七缀集》）。对此问题，本人从未深思熟虑过，但是，根据阅读唐诗的一点粗浅感受，觉得：唐诗中之所以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悲情诗歌、诗句，或许有如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唐代诗人，大多是有政治理想之人，脑子里多少有些致君尧舜、为民请命、改良社会的念头。为了改良社会，他们必须先批判现实，找出现实的种种弊端，指出人间的种种悲苦；

　　其二是，读者的兴趣，分享他人的欢娱之情，远远不如通过他人的悲情表现自己的恻隐、爱心自己的不幸来得大，来得浓厚。许多人，也需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为自己找到精神的力量，得到慰藉，得到勉励，得到动力。人类之间，真正能够互相分享的，并非欢娱、快乐，而是悲情、痛苦。背后的原因，倒不见得全是因为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而可能是人人心中都潜伏着扮演一把菩萨、救世主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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