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寒有怀

　　木落雁南度,

　　北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

　　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

　　归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

　　平海夕漫漫。

　　〔赏析〕

　　这是一首怀乡思归的抒情诗。以兴开首,借鸿雁南飞,引起客居思归之情。中间写望见孤帆远去,想到自己无法偕同的怅惘,最后写欲归不得的郁积,抒发了思乡之情。全诗情感是复杂的。诗人既羡慕田园生活,有意归隐,但又想求官做事,以展宏图。这种矛盾,就构成了诗的内容。

　　劝过合也劝过离

　　很多女人下不了离婚的决心，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一个朋友，也是老公在国内有了情人，她打电话向父母倾诉，父母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不年轻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她为了八岁的孩子，忍了两年，比以前温柔了许多，几乎天天打电话嘘寒问暖。可是，她发现丈夫的情绪变幻莫测，有时甜得像蜜，有时狠得像魔。后来她才知道，他狠的时候，就是情人在旁边的时候。她慢慢地死了心，离了。前不久，她打电话来，说在网上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还是个医生，笔谈四个月后，见了面，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过，讲起以前受的屈辱，她还是忍不住哽咽。

　　现在流行姐弟恋，年纪大不是问题，国内不也有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嫁给三十几岁的男人吗?丑一点也没有关系，情人眼里自会出西施。我有好几位相貌不怎么样的朋友，一个个嫁了大帅哥，婚姻还特稳定。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人必有爱，这点信心总是要有的。

　　即使找不到好男人，或者要受点穷，也还是比拖着好。丈夫有情人这个事实，就像一个毒瘤，不割掉的话，迟早会把你的自尊耗得一干二净。自尊没有了，钱财空名又有何意义?

　　还有的，因为恨而拖着。反正你背叛了我，我也不让你有好日子过。这也并非良策。恨到最后，总是连自己也恨了。再说，他现在背叛了你，并不等于他过去就没有真心对你，你们以前在一起的快乐，也不一定就一笔勾销。况且，他还是你小孩的父亲，小孩无罪，能不伤害到他，就尽量不要去伤害。

　　还有的，拖着是因为钱谈不拢，花了钱打了官司，也还是没法了断。一个朋友在法院花了两万多加元，还在争。我开头也想过争，结果，把日子弄得很烦，因为我最不会跟人争斗。后来，我就问自己：当初到加拿大的时候，才几百加元一个月，不也过得好好的?吃亏就吃亏吧。即使一切从零开始，有胳膊有腿的，也不是天大的难事。想开了，也就好了。再说，逼着自己出去找工作，接触和了解男人的机会还更多一些，没准成就一桩新姻缘。

　　如果真是浪子回头呢?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朋友黎是个言谈风趣、大大咧咧的女子。老公当初追她的时候，颇费了些工夫，黎被他的真心打动，就嫁了。婚后，有了一个胖嘟嘟活泼泼的女儿，一家人柴米油盐酱醋，日子过得挺顺溜。就在他们结婚六周年的前两天，她突然在老公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多加元的花店发票。从没见老实巴交的他给她买过花，黎苦想半天，得出结论说，可能他良心发现，要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给她一个惊喜，没准是九十九朵玫瑰呢。谁知两个星期过去，花的影子都没瞧见半个，她不得不开审了：“用不着打马虎眼了，招吧。”原来是恋上办公室的女同事了。那女人黎见过的，典型的“阴阳人”：见了女人又阴沉又冷酷，见了男人又阳光又狐媚。这德性!黎第一眼就把嘴撇到一边。“罢，罢，罢。”自己的老公居然会爱上这种人，她长叹一声，帮他收拾一个箱子，赶他出门。半年后，他回来了，说了一句“离开了才真知道你的好”，便再不多言。黎怎么赶他也不走。“你不走，我走。”她狠狠地说，就跑出来给我打电话。

　　“饶了他吧，”我说，“圣人都不能做到无过，何况是人。如果有人刻意引诱你，你也难保就一点都不动心。再说，浪子回头真成了金子也不一定。以后温柔点，也别太粗枝大叶了，看牢他。”

　　两年过去，他俩相安无事，女儿也更活泼可爱了。

　　丈夫有外遇不是问题，离婚不离婚也不是问题，最可怖的，是从此把男人看穿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死也不要再相信他们了。”

　　这种把男人笼统地看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女人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拒绝爱情，丝毫不能显示自己高明或是有见识，更不能说明从此就高枕无忧。有坏男人就有好男人，有丑陋就有美好。不相信男人，不过是懒惰或不相信自己罢了。

　　不过，更多的还是怕。朋友思就是这样。丈夫外遇后，面目姣好的她，一下子掉进了怨恨和恐慌的深渊，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后，靠吃抗忧郁症的药才熬过来，从此，见到男人向她献殷勤就逃。打长途电话，她总问：“你怎么就那么勇敢呢?你怎么知道第二个不会像第一个那样骗你呢?到时候又被骗了怎么办?”

　　第二个也可能变成花心男人，第二次婚姻也不一定就能天长地久下去，但是，一朝被蛇咬，为什么一定要十年怕井绳呢?第二次不行，还可以来第三次。一个女友屡爱屡败，但还是屡败屡爱：“我就遵守一个原则：高兴就在一起，不高兴就不在一起，绝不做牺牲自己或自己不愿做的事。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中意的男人，但我的日子很充实也很有意思，从中也学到很多东西，没准什么时候还可以出本书呢。”

　　这就对了嘛。

　　优质的信仰

　　1891年11月，法国天才诗人兰波快要死了，他姐姐请来一位神父为弟弟做最后一次祷告。这位神父知道了这位天才诗人的非凡经历后，尽管他了解到兰波是一位对上帝大不敬者，却依然满怀敬意，庄严地对他的姐姐说：“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你说呢？他有信仰，有一种我见所未见的优质信仰。”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达尔文的遗愿是葬在唐恩村的家族墓地中，与哥哥伊拉兹马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他的家人和村民们也都希望他能长眠在他已生活了40多年的土地上。但是英国的媒体则认为，以达尔文的成就，应该为他举行国葬，埋到英国的先贤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媒体的呼吁声中，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的家人去信，请求他们同意达尔文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达尔文的邻居、林奈学会会长兼议员约翰·鲁巴克收集了28位议员的签名，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请愿。正在法国访问的主教甚至还未收到议员的请愿书，就已经发电报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祠。4月26日，在“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的赞美诗歌声中，达尔文被埋在了牛顿墓的下方。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了动摇基督教基础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教会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敬佩他的生活。”《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引起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掩饰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

　　兰波和达尔文都不信神，但他们都有优质的信仰。那位了不起的神父为临终的兰波做了最后一次祷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至今也仍安葬着达尔文。“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10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达尔文所说的“时机”成熟了没有，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相当的可怕！

　　男孩之间的第三种关系

　　“男人之间有没有第三种关系？”正在读初三的儿子突然在散步的时候冒出这么一个问题，让我吃惊不小。

　　儿子告诉我，现在最被同学们鄙视又重视的问题并不是“早恋”，而是“同性恋”。他和从小一起玩大的男生张亮常常在一起打球，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却被同学们讥笑为“同性恋”。

　　“为什么男人之间就必须保持距离呢？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普通同学，难道不能有第三种关系？”

　　看着比我还高了半个头的儿子，我不禁心生怜惜。按理说，青少年时期是最需要友谊的时候，同龄人却给纯洁的友谊扣上“同性恋”的“帽子”，难怪儿子这么痛苦。

　　儿子常常抱怨我不理解他。他说我这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精英心态”，根本不适合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大概在他们这个年纪，最怕的就是被同伴孤立，所以他们非常在乎班级里大多数同学如何看待自己。

　　“他们说我是同性恋，我是不是要和张亮绝交呢？”

　　我无语地陪他走了一段，心里一片茫然。

　　琢磨了几天之后，我突然想到了研究生时代和我先生同寝室三年的哥们儿爱国。我拨通了爱国的电话，告诉他我儿子现在面临的处境和困惑。爱国听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儿子的困惑让他来解决，他可以“现身说法”。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安定了下来。

　　爱国和先生之间的友情非常深厚，用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为对方舍命。”学生时代，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先生，几年如一日，让爱国分享他的饭票，而爱国则在硕士毕业之际，将唯一的公费读博士的机会让给了我先生。

　　先生告诉我，他和我订婚的时候，爱国有一点点失落。他们两个人又和单身的时候一样，去山上宿营。升起篝火、弹起吉他、唱着赞美诗……爱国问我先生：“你爱我吗？”先生说：“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爱国用所有的积蓄给我先生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并且穿着礼服做了先生的伴郎，不久他自己也做了新郎。

　　婚后，大家各忙各的事情，很少见面。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还像以往一样深厚而真实：我家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爱国把自己工作3年的积蓄全部借给了我们。两年前，爱国在国外出差的时候，他的女儿因为车祸住进医院，我先生请假7天全程陪同，直到孩子出院回家。

　　我曾经问先生：“你和爱国之间的友谊与同性恋有什么区别？”先生很严肃地说：“完全不是一码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性无关，更和性别无关。”我也曾问过爱国同样的问题，爱国说：“我们之间是友谊，很纯粹，很简单，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过家家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别的味道。”

　　周末，爱国带着我儿子去外面吃了一顿饭。儿子很晚才回家，我听到他哼着歌刷牙，我猜这顿饭肯定没有白吃。

　　不知道爱国和我儿子谈了些什么，但从那顿饭之后，“同性恋”问题似乎就不再困扰我儿子了。他照旧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打球……同学们的眼光和猜测，他似乎不再理会了。

　　有一天，我们照旧在河边散步。儿子说：“爱国叔叔跟我说，真正的爱应该是没有性别的，也是超越众人眼光的，是神圣的、干净的。”

　　我问儿子那个曾经困扰他的问题：“那你说，男人之间有没有第三种关系呢？”

　　“当然有了。”儿子笑了笑说，“第三种关系应该是充满了爱的友谊，和性没有关系。”

　　我看着儿子，觉得他好可爱，真想抱着亲一口。

　　但丁的最佳选择

　　文/赵元波

　　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开拓性的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不过，其幽默锐利的思辨能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但丁出席威尼斯执政官举行的宴会。侍者给与但丁同桌的各城邦使节端上的都是一条条肥大的煎鱼，唯独给但丁端上的却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煎鱼。

　　面对这不公正的待遇，但丁没有向侍者表示自己的不满，也没有吃鱼。他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只是用手把盘子里的小鱼一条条拿起来，煞有介事地凑到自己的耳朵边，边听好像边和这些小鱼在谈论什么，然后再逐一放回盘子里，弄得在场的客人们莫名其妙：这人究竟是怎么了，把鱼凑到耳朵边，难道他听得懂鱼的语言？

　　执政官见状，也很奇怪，问但丁在做什么。

　　但丁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举行的是海葬，现在我不知道他的遗体是否已埋入海底，我就挨个问问这些小鱼，看它们知不知道我这位朋友的情况。”

　　执政官问：“小鱼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但丁说：“它们对我说，那时它们都还很幼小，不知道过去的事情，它们建议我向邻桌的大鱼们打听一下。”

　　执政官听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但丁的意思，转身责备侍者怠慢了贵客，吩咐马上给但丁端一条最大的煎鱼来。

　　好个睿智的但丁！没有声嘶力竭地表示不满，也没有面红耳赤地为自己抗争，只是用睿智的幽默来回答遭到的冷遇和不公，用豁达的力量去征服小看自己的人，巧妙地化解尴尬冷遇，得到应该得到的敬重。鲁莽的抗议会适得其反，让人更看不起你；只有智慧才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最佳选择。

　　爱无葬身之地

　　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对我不放心，信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年纪小，做不好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年龄无关，跟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如果我一不小心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衣服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衣服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件衣服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断言道：“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30年的不断反抗，她终于把讲这些话的语调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衣服，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

　　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有没有用护肤霜，自然都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

　　就我自己来说，只要一和父母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父母，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吗。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和父母待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你怎么读了20年书还在读啊？你怎么29了还没有结婚啊？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他们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父母不爱我，或者我不爱父母。事实上，我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惹的祸——如果我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利、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该交费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后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该交费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到3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充值卡？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其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让我去搭公交车，她现在去买，“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到了火车站，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她报一遍，我报一遍，她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100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电话：“刚才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3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我完全知道她在电话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虽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里，反思自己的态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一半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一半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置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

　　这些事情，不禁让我想到，爱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它就像开车或者烹饪一样，需要小心学习。人们习惯于歌颂爱，赞美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爱，事情就好办了。

　　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爱”引起的。爱这种情感，一旦横冲直撞起来，一意孤行起来，结果往往是鸡犬不宁。

　　事实是，爱这种情感，和恨、悲伤、嫉妒、愤怒一样危险，需要小心疏导，合理表达。爱不仅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人类太“爱”上帝了，政府太“爱”社会了，家长太“爱”孩子了，几千年来，爱出了多少麻烦，简直不用我举例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私下里，多少次我暗暗希望父母不那么“爱”我，能在兢兢业业地爱我的同时，打个盹，偷个懒，走点神，这样我可以趁着这会儿工夫，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由地奔跑。

早寒有怀阅读答案赏析 散文诗阅读赏析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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