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红楼梦》问世之后，成为文人竞相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对于《红楼梦》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形成“红学”。“红学”学派主体可分为索引派和考证派（自传派或可称家事派）。 《红楼梦》并非自传，但也非以下几种观点：与清宫有联系的贵族家事说；顺治与董小宛的故事；康熙政治说；刺杀雍正说等。而是隐写明清之际文人。

　　证据如下：

　　一、第一回明言 “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则书中女子是隐写真人。士的一个意思指读书人。而甄士隐本是一读书人。

　　二、《红楼梦》又言“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故曰“贾雨村”云云”。则贾雨村的话是是闺阁昭传的钥匙。贾雨村言当指第二回贾雨村对冷子兴的话。其中“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一句情痴情种与逸士高人并称。说明作者以情痴情种象征逸士高人。

　　三、曹雪芹把女子与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诗相关联是《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高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

　　高蟾此诗中以碧桃、红杏象征以功名为目标的文人。芙蓉象征洁身自好的文人。碧桃、红杏借帝王而扬名，芙蓉生不逢时，但并不改变自身，以求功名。总之碧桃、红杏与芙蓉在高蟾诗中是指两种类型的文人。

　　《红楼梦》多处直接、间接把女子与高蟾诗之碧桃，红杏，芙蓉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十二曲——虚花悟》“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

　　李纨所居稻香村（浣葛山庄）“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十七回）。林黛玉居室潇湘馆“这个院子里头有没有个桃杏树”。六十三回“除了他（黛玉），别人不配做芙蓉”。六十三回探春所得签“日边红杏倚云栽”；四十回湘云道“日边红杏倚云栽”。

　　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一诗碧桃、红杏、芙蓉写文人这是曹雪芹必然所的，而《红楼梦》把女子与高诗关联，所以红楼梦隐写文人是必然的。

　　四、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暗示《红楼梦》隐写文人

　　木石前盟之木指柳，木石前盟即石柳之恋。石柳暗喻杨朱，这源于《孔雀东南飞》（见《<孔雀东南飞>主题创作时代作者》一文）。木石之盟表示对自我、人的尊重。金玉良缘：金锁为财富的象征，玉模拟秦始皇传国宝玺，是权力的象征。金玉之缘象征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

　　五、绛纱帐的引用和强调贾宝玉居室悬着红绡帐。红绡帐又名扶风帐，本为庄学思想家马融居室或学堂之帐。

　　二十六回写贾宝玉怡红院内“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

　　好了歌“红绡帐里卧鸳鸯”。

　　七十八回耒文中“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

　　七十九回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这里“‘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是点睛之笔。说明耒文红绡帐原型为扶风帐。

　　《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这是绛帐、绛纱帐的出处。后人命名当年马融讲学处为绛帐，即纪念此事。

　　“未免熟滥些”是指多篇诗、曲引用了绛帐，扶风帐。《孔雀东南飞》“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元代《同窗记.山伯千里期约》楼台会“绣屏锦缛销金帐”；元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似鸳鸯并宿在销金帐”。尤其是明汤显祖《牡丹亭》中多处言及扶风帐、绛纱。

　　《红楼梦》借黛玉之口对红绡帐的强调暗示用的是本意：庄学文人的居室，学堂。因此说明《红楼梦》隐写文人。

　　六、七十八回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和其前的话

　　七十八回“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文中言耒文“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但《芙蓉女儿诔》文体与所列文目之文没有关系，因此当为师其内在内容。而所列之文都是写文人的，因此耒文实际是祭奠文人。因此《红楼梦》隐写写文人。

　　《芙蓉女儿诔》文体拟写《滕王阁序并诗》，只不过把七言律诗换做楚辞形式。而《滕王阁序并诗》本是文人感怀。说明《红楼梦》隐写写文人。

　　《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风月在《西游记》为清风明月。《红楼梦》开头拟写《西游记》，则对清风明月连称了然于胸。所以说《红楼梦》写明清之际文人。

　　（杨军康 原题：红楼梦说 一 《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耗资百万揭秘《金瓶梅》作者

　　山东学者王夕河用了24年的时间，耗资近百万元，深入考证《金瓶梅》中的方言文字，在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中，将《金瓶梅》中的语言与山东方言进行了一一对照，从而将《金瓶梅》的方言界定在山东诸城一带，并大胆推论出《金瓶梅》的作者为诸城人丁惟宁，为金瓶梅山东说增加了新的佐证。

　　5月12日，“王夕河《<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诸城一中召开。此次研讨会主办单位为山东省《金瓶梅》文化研究会和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学会。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王平、理事杜贵晨、杨国玉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与会。《<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的作者王夕河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表示，《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山东，而诸城又是其抄本的流传地，因此《金瓶梅》的根基在山东，《金瓶梅》研究中的一系列未解之谜，也只有在山东才能找到答案。他从《金瓶梅》的版本、方言文字和作者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词话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词话本，一个是崇祯本，崇祯本系统中也包括张竹坡本等众多版本。通过对词话本和崇祯本文字的细致对比，他以事实论证了词话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词话本的文字是原始的、真实可靠的，它保存了作者最擅长使用的一系列古文字和山东方言，并且这些古文字和山东方音借字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突出主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金瓶梅》说的方言就在山东诸城一带”

　　关于《金瓶梅》中的方言用字，他在《<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一书中对这些方言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对它的方言读音和方言含义进行了详细考证，从而将《金瓶梅》的方言界定在山东诸城一带。书中有大量例子明显地显示出了诸城一带的方言特点，如诸城人说“做饭”为“奏饭”，说“做什么东西”为“奏什么东西”，“做”字在《金瓶梅》中就用“走”这个方音借字来代替。再如书中常用的“谷都嘴”、“剌扒着腿”、“股嫩腿”、“缺着腿”、“干营生”、“戳摸路儿”、“扬长而去”、“哄反着”、“狗搜着”、“霸拦”、“琽歌”、“浪摆”、“待死”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诸城一带方言。

　　“兰陵笑笑生就是丁惟宁”

　　对《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王夕河从借音字的角度，查证“兰陵”实是“莲庐”(山东五莲山)的借音字，而“兰陵笑笑生”也就是“莲庐修修身”或“莲庐一书生”的意思，推论出丁惟宁1587年罢官后隐居九仙山、五莲山写就《金瓶梅》一书。

　　大约在2000年前后，学者张清吉就提出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是明代的山东人丁惟宁。这一说法，对于金学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不少学者对此采取的是支持态度。

　　为求证这一推论，王夕河从《金瓶梅》中借音字和山东方言的通篇运用，书中人物与丁惟宁的关系，当朝人物与丁惟宁的关系，《金瓶梅》手稿拥有者与丁惟宁的关系，以及《金瓶梅》手稿出现及流传地和时间与丁惟宁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考证，得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诸城人丁惟宁的结论。

　　巧合的是，距丁惟宁隐居地不远也有一“兰陵峪”，丁氏后人对丁惟宁在此著书的情况口口相传，流传至今，这也是丁惟宁在九仙山、五莲山著书的旁证之一。

　　梁任公的稿酬

　　事有“不足为外人道”者，亦有不可为外人道者。“不足为外人道”者，或因事情琐屑，不足挂齿，或因“道”了“外人”不解，总之是不值。“不可为外人道”者则事涉保密，关乎隐私，要不就是私下的约定或交易。稿酬这东西似乎是没什么机密可言的，但也像别的事一样，总有特事特办的时候，这时候不能讲公开透明。

　　《梁启超年谱长编》里有不少任公与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之间的书信往还，颇有些关乎稿酬的议价，有意思的是，有一信中张叮嘱任公，对给高稿酬不可声张：“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可知此前二人谈好了稿酬标准，也就是每千字二十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稿酬的最高标准。事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其时胡适、鲁迅等都是最具号召力的作者，报章杂志对他们都给予头等的待遇，也不过千字五至六元(20世纪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是千字六元，《作家》某次以千字十元用稿，已属特例)，青年作家作者每千字稿酬只有一两元。难怪张要求对稿酬一事秘而不宣。

　　不仅报章杂志的稿费，梁出书的版税也是他人难望项背的。他的版税是百分之四十，即以书价为准，售出一本书，四成的收入归他。须知20世纪三十年代抽版税很高的鲁迅，通常所得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倘都按任公的标准，出版商纵使不是无利可图，所得也甚微了。

　　但是怎么可能“人人援例要求”呢？世上有几个梁任公？梁任公的招牌是早早就创下的，当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体风行天下，笔锋所向，当者披靡，以对读者的号召力而论，无人能出其右。新文化运动之后，梁的影响已不能与先前相比，胡适、鲁迅等是更领风骚的人物，不过他余威仍在。而且他是长一辈的人，合当受到更高的礼遇，小字辈谁会与他攀比？至于同辈的人，或声望不及，或不能如他一般仍著述不辍且乐于活跃在报章杂志上(比如章太炎)。

　　事实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纵使梁启超自己缄口不言，一点不外传也是不可能的。商务等敢于给梁开出超高的价码，恐怕还是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人要求援任公之例的缘故。余斌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人生的悲剧融为一炉，显示出小说内容的博大精深和主题思想的多元意蕴。具体说来，《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他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情节主线，也是作品的灵魂，以至作者称小说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宝黛爱情是一种经过长期共同生活的相互了解，建立在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新型爱情，正包含了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和习俗，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民主性精华，因此木石前盟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是腐朽的传统礼法所不能容许的爱情的悲剧和专横的封建势力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相比而言，金玉良缘更合乎贾府的家族利益，更合乎封建家长改造宝玉的意愿，“德言工容”俱佳的宝钗理所当然地成为宝二奶奶的理想人选，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贵结合的金玉良缘所取代。但宝玉的悬崖撒手，使得宝钗在得到有名分而无实质的婚姻之后不久就变为弃妇，她同样不是胜利者却反而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殉葬品，无疑也是一场悲剧。

　　二、女子悲剧。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与污浊现实有所疏离的大观园，它实际上是与“须眉浊物”相对立的众女儿的精神乐园与理想世界，但发生绣春囊事件之后，大观园也迅速走向毁灭。生活于此的女儿们尽管出身地位各有差异，性格品德和思想意识也不一致，但她们都充溢着青春之美和生命之光。作品形象地展示出这些“异样女子”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蹂躏、被吞噬的悲剧命运，以及殊途同归于“薄命司”的苦难历程，无论贵者贱者强者弱者叛逆者卫道者，她们处于封建末世的男权社会，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后都无可挽回地一起走向“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终极归宿。大观园的女儿悲剧是青春、美、爱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被毁灭的悲剧，这表明这个社会的腐烂和不合理已经到了被整体否定的程度了。

　　三、家族悲剧和社会悲剧。《红楼梦》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副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各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至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荣宁二府功名奕世、赫赫扬扬历经百年，却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之衰，表演了一出“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小说揭示出这一家族必然崩溃的深刻原因：物质生活上穷奢极侈，导致坐吃山空；精神生活上腐化堕落，导致后继无人；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再加上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少，即使没有抄家之类的外来冲击，它也难以维持下去。贾府的由盛而衰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实际上就是它所寄生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红楼梦》又是一出巨大的社会悲剧。生于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能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到封建末世不可逆转的衰亡之势，反映了他对时代脉搏的深切感受。

　　四、人生悲剧。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以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他生长在功名富贵之家，却极为鄙视功名富贵。他生活在科举是正途出身的时代，却极端鄙弃科举制度。他处在封建伦理观念巩固等级制度森严的环境里，却痛斥八股文为“饵名钓禄”的工具，讥讽“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忠臣，也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因此，在正统者和卫道者眼中，他自然是不折不扣的“似傻如狂”的“混世魔王”。他身为大观园里的“金凤凰”，从小在女儿国中长大，他不但对众女儿不加以轻视和玩弄，反而格外同情和尊重，以至于为她们“爱博而心劳”。其“水泥骨肉论”更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是对封建礼教的一个有力冲击，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他虽然与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但又对周围环境无可奈何，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备感痛苦、困惑。当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一幕幕丑剧和悲剧后，对人生和尘世有了更多的独特感悟，产生了浓厚的失落感和幻灭情绪，出家就成为他唯一的归宿，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说不尽的《红楼梦》 不表英雄话常人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据说原是歌德的话。在中国，《红楼梦》也是说不尽的，已经说了二百多年，今后还要说下去。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实际上这4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准确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3个方面的大突破。

　　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

　　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

　　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

　　《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

　　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

　　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

　　《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

　　《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日常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曲家王立平在为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谱写完《葬花词》的曲子后，感慨深沉地说：“一首《葬花词》就是一首《天问》。”我忝列这一版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当即接上说：“岂止是《葬花词》，整个一部《红楼梦》都是《天问》，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天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从头到尾读完《石头记》，发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窃以为这里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时又提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年纪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作者有意隐去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因为书中蕴含的主旨和审美对象，即“事体情理”，无代无之，无地无之，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永恒的存在。这个主旨不容易领会到，所以作者才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喟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三国演义》开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慨，同类的感喟在历代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词虽然精彩，但不算新鲜。

　　曹雪芹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还有某些所谓“揭秘”式的《红楼》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时空，还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实在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扼杀。

　　《一人一个红楼梦》：把重心放回《红楼梦》

　　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因剧情、演员等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时，大型人物系列纪录片《一人一个红楼梦》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和宽广的外延让很多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放回到《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上。

　　《红楼梦》是一部经典文学名著， 古今中外几代人熟读它、热爱它。《红楼梦》成为一种文化，它的根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在民间慢慢延伸。《一人一个红楼梦》把目光对准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红楼痴梦人，是一次从民间视角对“红楼”文化的解读，而不再是红学家们眼中的红楼梦。“一人一个红楼梦”，相同的一部作品，却因不同的人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已经播出的这部电视系列片中，几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红楼迷”展示出的不同的人生观，令人诧异。

　　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年纪最大的“黛玉”陈爱莲，一直梦想给曹雪芹西山故事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雪芹纪念馆馆长李明新，在婚礼上装扮成黛玉模样的红楼学者曹立波，著名学者、大观园的筹建人黄宗汉，来自韩国从未想过能与《红楼梦》发生联系的造型师李嘉子，担任了20年大观园导游的马雪丽……《红楼梦》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内容的丰富，而在于它对人的命运、人生意义的描述。一本书能够如此吸引人、改变人，让如此多的人不惜放弃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终其一生关注它，这正是《红楼梦》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

　　这部60集的大型人物系列片讲述了60个“红楼”痴梦人对《红楼梦》的热爱、他们与《红楼梦》之间的传奇故事、他们与《红楼梦》的不解情缘。这60位主人公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的特殊经历把这部系列片构筑成一个立体的透视“红楼文化”在华人世界所产生深刻影响的舞台，从而展现出当代人对《红楼梦》这一旷世巨著的挚爱与珍惜，同时也带动更多观众对经典文化的关注。

揭秘《红楼梦》的隐写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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