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孟浩然的隐逸情结

发布时间:2021-09-24 点击:

  孟浩然的隐逸情结是在盛唐道释文化的感染下,超脱现实人生的无奈选择。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 。史册对孟浩然着墨不甚多,但都不避其“隐”之好,历来文人骚客更不少提:“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李白赞其起卧于松林;“金銮消息远相招,雪满吟鞍过灞桥。处士本无经世志,强将诗句杜清朝”(王恽《孟浩然灞桥图》),画了一幅“渔夫”图;“明主怜才若赐官,奔驰微禄负家山。狂吟一首笑归去,满路秋光上醉颜”(郑思肖《孟浩然归隐图》),画下的形象既是隐者,亦是狂人……孟浩然的形象也就由此而定:一个归卧山林,不求闻达的隐者形象。察孟浩然所处之时,即“贤人在位众多,其道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不可概者也。隐逸之士此时广为存在,且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孟浩然成了“隐逸”者中的一名,但就其特定坏境而言,其情与其所受的教育、生活的时代、地理环境等都有关联,且无可或缺。

探析孟浩然的隐逸情结

  一、“兼济天下”之后的退守――儒家文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孟浩然的人生。其在诗作中“降兵初灭虏,王粲始从军”(《送王宣从军》)、“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消忧”(《登安阳城楼》)赞扬王粲从军报复得以一展,慕其交游之广。隐为蔽也,即一心要隐,自身甘于匿迹于尘嚣,孟浩然慨叹王粲的所为表现的是不甘于松山老林的困守,想要出来一展济世之志,愿其志得以实现之后作为功臣的退守。又如孟浩然吟咏多次的羊公,称其“召夫多遗爱,羊公有令名”(《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韩公父尝为襄州使》),也叹“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送昌龄王君之岭南》),孟浩然追悼羊祜之外的感伤羊公功成明就,而自己此时只是一介布衣,纵然年岁渐逝,最终添加的只能是愁苦。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盛唐诗人认为“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 。高适自语“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高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从政治成功律来说,盛唐诗人的政治成就比不上初唐诗人,更比不上中唐诗人”,但这种政治的热望“却远之胜过每一个朝代” 。但结果是“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不一而足。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大多落空。山林亦没能成为体面的隐退处,而只能是理想遗失之后的退守。儒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对自我的保全,而孟浩然在徜徉于山水之间,最终做到“自适”与盛唐的文化息息相关。

  二、超脱人生的无奈选择――道释文化

  唐兴以来,最高统治者为自己正名愈加推崇道教,如太宗等历代皇帝多次礼聘有声望的道士。老子也在唐代被奉为“真人”,五千言的《道德经》被皇家奉为“经典”。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盛唐文化中的“道”文化愈加的鲜活。孟浩然诗作中表现出道家的超然于世,“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露采灵芝”(《寄天台道士》)中脱离现实;“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偃息西山下,门庭罕人迹”(《山中逢道士云公》)里的隐逸山林;“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二老。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宿天台桐柏观》)所见的逍遥人生。如若说儒家文化培养了孟浩然作为士大夫渴慕入世的情操,那么在道的影响下,孟浩然到达的是人生的另一境界――超脱自身,超然于物外。

  自汉起,始入华夏国土的佛教经过几千年的本土化与发展,在唐代大兴,其中“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在孟浩然的诗作中写到游访寺庙、拜访僧人的诗有25首,这些佛教诗歌的内容有直接描写寺庙之景观,如“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向一心归”(《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有与僧人的交游,如“阴风常抱雪,枯涧为生泉。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陪柏台友访聪上人禅居》);而更多的是诗人对佛理的感知:“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诗人在香山的自然坏境及湛上人的佛理感召下超生的弃世隐居之感;“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诗人心念慧远对佛理参悟后的超然于世;“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本黎新亭作》),诗人将心中心念之的“吟咏”都弃之,只为有所悟。佛教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孟浩然的人生也是苦,其岌岌于名利,追逐于世俗,佛教的教义正合其心,让孟浩然为无奈人生找到解释,最终实现超脱。

  三、徜徉山水之间的潇洒――地域因素

  南北土壤风俗的不同造就南北文化的不同,北方重质实,南方贵虚无。质实的背后是儒风的影响深远,仕进之心更为激进,虚无让南方之士多愿偏安一隅,流连于山水之间。孟浩然选择隐居鹿门山固有追随先贤之意,却更离不开的是地域生而就有的“遗世之风”的影响。闻一多曾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盛唐给了世人安宁,也让仕人入世更难,但孟浩然在仕途上的不顺并没有让他与世人格格不入,因为山水带给了他仕途之外的另一种惬意。

  襄阳,“环江带山,山明水秀,襄之为区,界守南北。东抵郢随而汉沔诸水滔滔东注,西距陇蜀而秦蓝诸山叠叠相连,南接荆湖而巴江如字,北枕唐邓而一望千里” 。可见其风景之秀丽。而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是有功之士光荣的栖身所。孟浩然在其诗作中写道:“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初春汉中漾舟》)赞其风景秀丽,让人流连忘返;“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萝间”(《万山潭作》)说其适合隐居的生活,与大自然相融合;“竹露闲夜滴,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又是最平常的清幽风景。

  四、结语

  孟浩然生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渴望立功,但身在盛唐的政治之中,不缺少仕进之士,最终孟浩然出现入而不得的悲哀。虽心中的郁结不少,但盛唐文化的广大包容性让孟浩然在不得的无奈下超脱现实的束缚,尽情恣意于山水,最终我们看到一个隐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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